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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法講究證據，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。而蠻族法采用簡便的裁定法與神意判決，如火裁法、水裁法46。證據不足時就靠“決斗”，文弱的羅馬人常因打不過高大的法蘭克人而放棄起訴。這種不講道理講拳頭的蠻族習慣，日后竟被很多人尊為貴族騎士精神。

查理曼帝國是由不同的“族群集體”構成的。宮廷史家們將查理曼帝國刻畫為法蘭克人、巴伐利亞人、阿勒曼尼人、圖靈根人、薩克森人、勃艮第人和阿奎丹人共同組成的聯(lián)合體，共同之處只在一個。歐洲的歷史觀由此從“一個羅馬治世”走向“多族群分割世界”。

不同史觀來自于不同文明。中國胡弘揚了中華文明“合的邏輯”，歐洲蠻族則放大了羅馬文明“分的邏輯”。羅馬帝國雖有上層文官體系，但其本質仍是基層自治。之后的歐洲不管采納何種政體，其國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著城市自治、族群自治、領主自治形態(tài)。從古希臘的城邦政治，到羅馬帝國的自治城市；從中世紀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國，到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城市（如威尼斯、熱那亞）；從按照“小”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，到歐洲按照“一族一國”模式建立的民族國家。不管什么時代，歐洲人的制度史觀與價值認同中，基層自治都是核心密碼。從塔西佗發(fā)現(xiàn)“蠻族人的自由”，到孟德斯鳩盛贊蠻族獨立分居的性格71，從基佐發(fā)現(xiàn)起源于盎格魯—撒克遜人地方自治傳統(tǒng)的代議制精神72，再到托克維爾考察的支撐美國的鄉(xiāng)鎮(zhèn)自治73，均如錢穆所言，“翻看一部歐洲史，看他們直從希臘以來，永遠是分崩離析，各自立國，互不合作。雖面對大敵，危機在前，其各地區(qū)之不能融和相協(xié)，依然如故?！鞣綒v史看似復雜而實單純，其復雜在外面，而內里則單純?！鞣綒v之所謂英國人、法國人，只似一種化學單位。而中國歷之中國人，則似化學上一種混合制劑?！?4

從秦漢的眼光看羅馬，會奇怪羅馬之后的歐洲因種族引起的文明沖突竟能綿延千年。4至6世紀，打了6次拜占庭與波斯戰(zhàn)爭；7到11世紀，打了400年阿拉伯與拜占庭戰(zhàn)爭；8到15世紀，打了800年西班牙與穆斯林的戰(zhàn)爭；10到13世紀，進行了9次十字軍東征；13到15世紀，打了拜占庭抗擊奧斯曼戰(zhàn)爭、蘇格蘭抗英戰(zhàn)爭；1455年到1485年，爆發(fā)了全歐洲都卷入的30年戰(zhàn)爭，幾乎沒有一個世紀是民族與真正和解的。可以說，在“文治”方面，中華文明于整個古代世界。即便認為“羅馬自治”更優(yōu)越的芬納，也不得不承認“漢帝國不同于其他國家與帝國（特別是羅馬），它蔑視榮耀。它是一個衷心地反對軍國主義的帝國。它的特點在于‘教化’，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‘文’。這種上的寬容以及對文明教化的倡導構成了帝國的光榮理想”78。

言外之意，中國太統(tǒng)一，沒有千年的局部戰(zhàn)爭與多元競爭體系；中國太集權，沒有世襲貴族和商人控制的自治城市，因而無法產生工業(yè)資本主義。因此，“大一統(tǒng)”反成為歷史進步的障礙。但若要問中國人，愿不愿忍受一千年的“戰(zhàn)國叢林”和“族教沖突”，去換原始資本主義的誕生？主流一定是否定的。中國春秋時期就是多國競爭和分封制度。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統(tǒng)一國，漢之所以在“暴秦”輿論下還堅持“承秦制”，正是因為戰(zhàn)國300年的超大規(guī)模戰(zhàn)爭讓民間達成了“天下共苦戰(zhàn)斗不息，以有侯王”的共識。中國不是沒經歷這個階段，而是經歷過并拋棄了這個階段。所謂的“常備軍”與“理性官僚體制”，中國秦漢時就有了，比歐洲早1800年。對中華文明現(xiàn)代轉型的真正考驗，是在維系大一統(tǒng)的基礎上，如何能同時實現(xiàn)秩序與自由，如何能同時兼具“大共同體”與“小共同體”制度之美，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義更高的標準。